(2)审计机关向权力机关提出审计结果报告，在审计结果报告上，要如实反映上述问题、整改情况，特别是屡审屡犯整改不力的情况。

〔[71]〕如果仔细辨析这段话的语言，我们会发现，即便不感觉逻辑混乱，也会觉得难以理解。联邦宪法建立的是一种宪制政体，而不是议会政体。

两国宪法有关持枪权规定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公民自卫的手段，以及在有必要保持一支常备军期间，确保其不会对人民的自由构成威胁。这种指责或许不过是源于围绕第二修正案的历史文献本身也存在冲突抵牾之处，但此种历史解释的方法依然是可取的。这种解释不仅与制定第二修正案时的历史语境相符，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契合于整体的宪法文本。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推演。无论何种理由，只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遭到剥夺，则自由，即便还没有完全消失，也是处在毁灭的边缘。

〔[103]〕马克·图什内特则同意康奈尔的观点，并且主张一种与公民民兵组织有关联的个人权利才是对第二修正案的最佳解释。J. Knight，L. Epstein，The Norm of Stare Decisis，40（4）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8（1996）. 关于先例效力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研究，可参见James H. Fowler，Sangick Jeon，The Authority of Supreme Court Precedent，30（1）Social Networks 16（2008）. 〔[70]〕 Saul Cornell，Originalism on Trial：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in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supra note〔26〕，p. 636. 〔[71]〕 United States v. Miller，307 U.S. 174（1939）. 〔[72]〕 See Nelson Lund，supra note〔56〕，pp. 8－10. 〔[73]〕 蒋龑，同前注〔45〕，第131页。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用留置替代双规，是摆脱纪法难容困境、整合反腐资源的重要改革举措。监察权是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项国家权力，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塑造多功能的国家监察权，构建反腐败专门机构——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主要制度成果。因为从权力性质和权力行使的目标设定来看，公职人员应确保公权力的为民性、有效性与纯洁性，不得滥权、惰政，更不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纪检规范与刑事诉讼规范的冲突，意味着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运行时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

这就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必然吸纳行政系统、纪检系统以及司法系统的反腐力量，形成集中、高效的反腐专门机关。《监察法（草案）》为监察委员会设置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间接监督、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的内部监督两种监督方式，事实上所起到的监督效果偏弱。

因此，在融合不同权力的过程中，既要对每种权力按照性质进行归类，又要关注国家监察权与其他监督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性质监督权的适用场域与发动顺序。紧接着，2017年11月4日，根据201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全国试点决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布局、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于纯粹违纪行为，监察委员会可以径行适用党纪处分，或者由告知党纪部门处分，但不能重复处分。刑事侦查权转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主要困局在于，调查权的运作容易规避《刑事诉讼法》、虚置刑事侦查权、产生内部权力冲突，最终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而为了消除证据转化的障碍，该条第2款又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按照《全国试点决定》的规定，在对职务行为监督、腐败监察这一点上，国家监察权是先于其他权力发动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在腐败犯罪调查阶段被完全虚置，如2017年8月1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委员长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13条将人民检察院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职权修改为对依照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表明检察机关依然保留必要的侦查权，只是侦查权的范围有所调整。五、 结  语 腐败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法治反腐的必然性。

其二，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其对于职务犯罪调查权、留置权、处置权的合理性存在疑问。然而，《全国试点决定》中三权合一模式只是强行系统化的产物，至少在没有厘清纪检权、行政监督权、检察监督权关系之前，盲目将三权合一未免显得操之过急，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寄期望过高。

我国反腐政策实践表明，高压反腐政策的具有突击性特点，容易造成人人自危的不良后果，反而会影响反腐的整体大局。尽管我们不能直接断言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确立是为规避《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权的相关规定的适用，且即便正在征求意见的《监察法（草案）》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吻合，但从《全国试点决定》的内容以及调查权的运作机理来考量，依然可以发现调查权与人权保障原则的背离之处：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与证据转化的难题。

按照《全国试点决定》第3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有权调查和处置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行为，取代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对职务违法行为采取非刑事侦查措施，系行使行政性权力，也不难形成共识［13］(P97)。然而，政策反腐具有即时性、阶段性、偶然性等特点，腐败在政策影响消弭后容易反弹，腐败分子的抗性也在政策高压下 进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并未被完全规避，只是适用的范围有所收缩以及适用的方式发生变化。《监察法》是法治反腐在监察领域的集中体现，表明我国反腐工作进入到顶层设计的新阶段。（一） 逻辑起点：三权关系的重新清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立基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要求，力求全面整合反腐资源，从外部构建独立、系统的异体监督模式。

第三，反腐政策容易遭遇瓶颈。因此，国家监察权并非简单的三权合一，只有在强调监察效能的同时兼顾人权保障原则，才能建构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反腐监察体制。

另一方面，在高压反腐政策之下，不少官员怕担责、怕惹事，在行使职权时过分谨慎，甚至推卸责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权将与行政权、司法权同级别并列，实现了对行政权、司法权的平行监督。

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等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惩腐败行为，无论这些人受贿还是向这些人行贿，都有必要纳入刑法［5］(P790)。以政策推动反腐，选择性倾向较为明显，况且政策的弹性空间较大，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适用效果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以政策施加的反腐压力并不能高效地转化为反腐动力，难以形成稳定、长效的反腐机制。

而纵观《监察法（草案）》，其第34条第2款规定的以违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似乎只能理解为只要是非法证据就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显然，不论是架空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将监察委员会调查中所获取的证据一律打包给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都会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相抵触，最终违背人权保障原则。而以反腐败为中心目标制定的《监察法》在内容上应偏向于行为法，侧重于对各种违纪、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如何在构建国家监察体制的同时有效保障人权，可谓三千笔墨难尽，但《全国试点决定》的部分内容已初现不利于人权保障之端倪。

以人民检察院司法监督为例，监察委员会虽然有权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但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调查过程的合法性、调查手段的合理性等进行监督，从而对监察委员会的不当行为形成有效司法制约。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职务犯罪认定并非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监察委员会在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之后，不能以职务犯罪的名义径行处置公职人员，但可以行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的某些刑事强制措施权和刑事侦查权［21］(P120)，并将犯罪嫌疑人移交给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

在高压反腐政策下，腐败利益共同体有意识地强化群体生态联系，因为只有形成强有力的攻守同盟，才能够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保持最大化的既得利益。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法制轨道，不仅需要进行宪法层面的修订，还要制定专门立法并修改关联法律规范，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奠定法源基础［20］(P9-12)。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在整体上做了加法，增加了腐败监察立法专门规范，又在局部做了减法，实现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系统与优化配置反腐资源的目标。摘要: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

例如，《公务员法》调整的对象仅限于在编国家工作人员，无法有效规制授权执法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兼具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的职能，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8］(P216)，检察机关的双重法律地位不利于控辩审三方地位的平衡。因此，构建国家监察体制，要求重新组合与优化反腐败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其他监督权之间的关系，证立以国家立法为中心的高效能反腐监察机制，推进法治反腐的深入。监察委员会是监督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具有侦查、查封、冻结以及依法处分公职人员违规、违法行为的权力。

依照《全国试点决定》第2条的规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具有如下权限：（1）对违纪、违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监察，涉嫌职务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违纪、行政违规违法、犯罪等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三种处罚方式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可见，与人权保障有关的问题没有小问题，法治反腐最有效的检验标尺之一就是是否坚守人权保障底线。从世界范围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权大体经历了由警察机构行使到由检察机关行使再到由专门机构行使的演进过程［24］(P49)。

关于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性质，学理上主要围绕监察委员会的犯罪调查权与传统刑事侦查权之间的关系展开，形成如下三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国家监察机关并非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享有调查权，这一调查权与检察院享有的侦查权有所差异，不能完全取代检察院的侦查权［12］(P16)。在监察委员会权力体系配置中，调查权属最具争议的权力之一，调查权的性质、调查结论的法律效果以及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的关系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挑战刑事法理上的人权保障原则。